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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1007 晋商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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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袁崇焕一辈子能拿出手的,也就这么点战绩了。

    这一战,在韦宝看来,袁崇焕基本上属于躺赢。

    换谁去,谁都能躺赢。

    宁远城是孙承宗手里加高加固的,一座城就是完全的军事重镇,全都是能打仗的,想攻坚很困难。

    加上高第正在全面撤退,努尔哈赤一看这么好的时机,怎么能放过,得到了宁远城,就等于得到了关外所有的地盘,锦州防线就得瞬间瓦解。

    然后努尔哈赤就被明军教育了一顿,瘦死的骆驼比马大,明军守城还是有一套的,加上有大炮。

    孙承宗现在已经回老家去了,高第本来就没有什么能力,基本上不懂军事,之所以提出撤回关外所有兵马,一方面这是早就有人提出来的。

    另外这是魏忠贤授意的,否则高第也不敢这么搞。

    高第已经被韦宝惯坏了,成天在山海关吃喝,啥事不用操心。

    现在朝中论战的焦点自然在要不要撤回关外驻军上。

    阉党支持撤回,但这种事不好明着说。

    东林党是阉党支持的事情,历来是反对的!

    尤其不撤军,甚至扩大对关外用兵,扩大关外的地盘,这些都是政治上的正确。

    两种焦点,反应在人事上,就是撤换蓟辽经略高第。

    高第在韦宝了解的是,就不是东林党,也不是阉党,是一个偏向于阉党的中立派。

    在原本的历史中,高第被袁崇焕挤走之后,在崇祯朝,又得到了起复,还当了一段时间官,属于被阉党迫害的平反官员。

    本来东林党在被阉党持续高压政策打压之后,已经没有多少反击能力了。

    但韦宝与魏忠贤产生嫌隙这件事,给他们带来了曙光。

    现在韦宝是当朝红人,大家都已经收到消息,知道皇帝有意提拔韦宝为海防总督衙门总督!并且,大家也都知道了,开海贸,缩编和统一管理大明水师这两项新政的始作俑者是韦宝。

    这都说明韦宝在朝中的政治分量在急剧上升。

    再加上英国公是韦宝的老丈人,有这么强大的靠山,更增加韦宝的政治分量。

    一个韦宝这样的人与阉党不是一路的,不管是不是投向东林党,东林党的人都会被鼓舞士气,觉得阉党不过如此。

    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,晋商又开始蠢蠢欲动了。

    晋商其实也属于中立派,很难说有阉党色彩,也很难说有东林党色彩,商人唯利是图,谁掌权,就偏向于谁,这一点与韦宝很像。

    明朝时,晋商通过经营边防军需物资起家,通过运输军粮获得“盐引”和银两。

    山西商人以华北为地盘,进出于江南,与徽商相竞争,明清之际,势力又伸张到四川。

    晋商的兴起,与明朝的北方边防有关。

    明朝为防蒙古入侵,在长城一线屯驻大军,基本上依靠屯田自给自足。

    但当地土地贫瘠,收获不多,士兵又不能集中力量耕作,因而粮食不足,而募兵逐渐增多,交通不便,军饷成为重大问题。

    明朝于是依赖华北各省的民运、或漕运,或采取纳米赎罪等方法。

    其中开中法作用重大,召请商人把军粮,米、麦、豆草等运到边境,给予盐,并在一定范围内贩卖。

    宋代已有折中法,但规模不大,开中法却把全国大部份产盐区的盐额都纳入其中。

    开中商人兼营五谷和贩盐,独占盐的贩卖,获取巨利。

    永乐以后,商人在北边自营屯田,或低价向农民购入谷物囤积。

    开中法主要实行于山西和陕西,许多商人在此聚集进行商屯。

    当地商人占有地利,逐渐抬头。

    他们在黄土绝壁间,开凿土窑,储藏谷物,土窑干燥,可保存谷物数十年,而可以避过盗匪的劫掠。

    山陕商人最善于利用这种地理条件来保贮粮食,借开中法积累资本,再经营金融业,扩展到江南一带,经营绸绸与棉布买卖,贩运到各地。

    平阳府、泽州、潞安府是山西商人的老家,当地富商往往有数十万两资产。

    他们往往一人出资,与同族同乡合伙,称为伙计。

    伙计各自负责分担各种营业,誓无私藏。

    山西商人常与陕西商人合作,对抗其他商人。

    明代中叶,北边逐渐开拓,军饷征集较易,而且银亦开始流通,除了开中纳粮外,官员开始用银买粮,开中法开始断绝了与北方直接的经济关系,改为在盐产地纳银开中,朝廷把银两分给边区。

    于是徽商兴起,与山西商人对峙。

    由于山西南部有盐池,卖盐、取盐都非常方便,因此累积大量资本,形成了晋商,故有“平阳、泽、潞富豪甲天下,非数十万不称富”。

    明代中期,盐业制度由“开中制”改为“折色制”。

    “折色制”是指将盐业经营权给了另一批商人,商人在内地就可以拿钱买盐,然后运到各地去卖。

    徽商就是这个时期兴起,渐渐超越了晋商,晋商的盐业经营遇到了困难。

    由于王崇古和张四维的努力,允许明朝百姓和蒙古、女真等其他部落、国家与地区做贸易。

    晋商的事业转向对外贸易。

    明代扬州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,这便是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的明证。

    甚至在清代早期,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所取得的优势也依然没有动摇。

    明末后期,晋商大量走私粮食,衣物,炊具,明王朝所禁止的金属与火药到后金政权;甚至包括后金入侵中原所需的军事与战略情报。

    作为回报,后金政权则以人参、鹿茸、兽皮与从中原劫掠的贵重物品与之交换。

    这其中尤以山西商人范永斗最为典型,通过与后金政权的交易,山西范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,俨然为晋商之领袖。

    据《清实录》记载,天命三年,1618年,时有山东、山西、河东、河西、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,努尔哈赤“皆厚给资费,书七大恨之言,付之遣还。

    客观上,晋商的贸易行为,为满洲文明入侵中原文明创造了积极的条件。

    满洲人利用最接近北京的山西商人担当财政任务,在努尔哈赤时,已跟山西商人在抚顺贸易,买卖人蔘、貂皮、珍珠等。

    清兵入关后,任命晋商为内务府商人。

    明末的八大晋商,就是清初的八大皇商,据说地窖里藏了亿两白银,这些商人加速了明朝灭亡。

    跟他们比起来,京城的晋商大佬乔家乔广进都算不了什么,顶多算是除了晋商八大家之外,比较有实力的商家,在范永斗面前,不过一条狗。

    让韦宝好奇的是,晋商这么有钱,在原本的历史中,直到明朝倒闭,农民军也没有动他们。

    西北的闯王闯将等等几百个强盗头子,不可能不知道这帮晋商很有钱。

    这些强盗无法无天,皇帝的亲戚都敢杀,肯定不会在乎这些商人。

    为什么他们不抢这些商人,为什么让他们苟延残喘到清初。

    这一直是让韦宝比较迷惑的地方,如果让韦宝选择农民军政权发展,肯定第一个就办了晋商。

    根据韦宝分析,农民军没有办晋商,估计还是实力不够,办不动。

    首先,晋商与关外的满清是有一定来往的,可能抢劫晋商会直接与满清交恶,李自成面对明朝已经很吃力了,哪里还敢抢晋商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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