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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0978 取悦皇帝不容易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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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后众正盈朝国泰民安,完结撒花。

    但是真实的情况可不是这样的,大明王朝里的君臣关系是皇帝让文官背锅,可以,但你想摘干净不行,我文官要给你泼脏水。

    屎盆子不能扣我一个人头上,要倒霉我跟你一块倒霉,真正做到了舍得一身剐,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。

    所以清流面对严党一直硬气不起来,要靠把浙江搞乱来整严党的原因就在于,他们责问严党花钱多的时候,严党会马上抛出一句:我们花钱多,那都是给皇上修宫殿修出的赤字,你有本事去找皇帝闹啊!

    因而真实的情况是,皇帝往往身兼裁判员和运动员,主动参与比赛的就是嘉靖这类。而被动参与的,就如他儿子隆庆(裕王),情况也更简单。

    你朱载垕想在旁边看热闹,没那回事。

    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,无论我们三个谁快不行了,都得拉着你帮我。

    不然打死了我,血溅你一脸,你也没好果子吃。

    大明王朝里的文官,严嵩、严世蕃也好,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也罢,即便是胡宗宪、赵贞吉、海瑞这种不在中枢的地方官,都不是完全听话的主。

    嘉靖这位操纵朝政的政治大师,曾经在郑泌昌、何茂才搞出以织造局名义买田这种事后,评价严嵩老了,底下人的管不住了。

    可他在故事的后半期才发现,自己也老了,手底下这些人也管不住了。

    所以,前期的嘉靖即便发飙,也是一个人在玉熙宫里闹腾。

    可后期的嘉靖,就要在宫门外看着陈洪打百官了。

    文官这样了,皇帝怎么办。

    帮皇帝的人,历史上一般是两种人,一是伺候自己的女人,外戚、后妃,一是伺候自己的男人,太监。

    嘉靖要升仙,女人肯定是不能了,当年差点被女人勒死在床上,那就只能让太监帮着自己整文官。

    而隆庆不想升仙,他就用女人(李王妃)帮自己。

    自始至终,隆庆皇帝的政治同盟就只有李王妃。

    而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本质上和谭纶、海瑞、王用汲都是一样,都算棋子而不是同盟,只不过轻重不一罢了。

    大明王朝里的太监又是什么人。

    从忠诚度来说,他们比文官可靠得多,他们没有家,皇宫就是他们的家,出了宫他们就什么也不是。

    所以吕芳也好,陈洪也罢,尽管手段不一样,层次不一样,对嘉靖的心却没有变,都是听话的。

    这也是为什么,欺天的周云逸会死,闹事的杨金水能活。

    真疯假疯,嘉靖知不知道都不重要,但重要的是他们对嘉靖听话不听话。

    大明王朝在皇帝与文官这个层面去铺展故事后,探讨的就是另一个问题,忠心和听话。

    这两样看上去是一回事,但似乎又不是一回事。

    海瑞对嘉靖忠心吗?

    被他骂的狗血淋头的嘉靖死了,他却一个人难受得不得了,吐得连黄胆水都吐出来了,简直比隆庆这个死了亲爹的儿子还难过。

    能说他不忠心吗?

    可海瑞听嘉靖的话么?

    改稻为桑,他不合作;迁居上表,他不配合;见了嘉靖,他可劲怼,差点没把嘉靖气死在诏狱里。又能说他听话吗?

    所以,海瑞只是忠心,而谈不上听话。

    他对嘉靖这个君父,只做到了孝,而没有做到顺。

    听话和忠心,哪个更重要?

    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,就能将大明王朝里的官员划分开来。

    认为听话比忠心重要的,如严嵩、严世蕃;认为忠心比听话更重要的,如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、海瑞。

    而将这两个平衡地最完美的,是胡宗宪。

    胡宗宪听话。

    嘉靖要改稻为桑,改;嘉靖要织丝绸赚钱,织;嘉靖说海上有倭寇了,打;有人说嘉靖坏话了,参他。

    胡宗宪忠心。

    改稻为桑要改,但不能逼反百姓;织丝绸要织,但不能毁堤淹田;海上倭寇要打,但养寇自保的鬼话不能听;说坏话的人要参,可暗中要尽可能地去保他。

    嘉靖曾说:东南不可一日无胡宗宪,就是这个原因。

    一个既能做到听话又忠心的人,就是一个既不会有后路也能做事的人,这样的人无论如何嘉靖都要保他。

    即便严党和清流都不买他的账,可他的账有嘉靖报销就行了。这也是为什么,胡宗宪两面不受待见,因为他在既忠心又听话的同时,站到了广大文官的对立面。

    忠心和听话的区别在于,在皇权面前,在现实面前,要不要自己的理想信念。

    严嵩以科甲正途入仕的时候,有没有理想信念?绝对有。

    刘瑾在朝的十年,严嵩坚决退官回家。

    不要说他是因为生病去养病了,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啥病要养十年。

    可他怎么变了?大礼议吵了那么久,多少乌纱帽落地,为一个死人的名分,至于放弃自己的前途么?

    严嵩觉得不至于,所以他写了《大礼议成颂》,算是给大礼议收官了,也算是给自己的理想信念收官了。

    有没有不忘初心的?有。

    海阎王也好,海笔架也好,海门神也好,都是海瑞认死理的表现。

    海瑞是个理想主义者,他认为应该是什么样,就应该怎么去干,不干那就是有邪恶的大魔王闹事,就要请法器收了大魔王的神通。

    可是所有人都愿意当海瑞么?不愿意。

    这就好像所有人都厌恶走后门找关系来办事,可要办事了,第一个反应就是找关系走后门。

    所有人都希望旁人是海瑞,希望所有当官的都是跟包拯一样的青天大老爷,但也希望这个海瑞在自己走后门的时候,离自己远一点好。

    理想信念不重要了,初心没那么值钱,这是大明王朝用一道《治安疏》告诉世人的道理。

    单凭这几个点,大明王朝不仅是在讲政治,他讲的是社会,讲的是人间。

    古代政治剧的核心是皇帝与文官,或者简单说,帝王与臣子。

    实际上纵观历史,政治矛盾也基本集中在这一组关系内。

    借用一个“改稻为桑”的假故事,揭露一个“治国治官”的真道理。

    这也是为什么,海瑞在剧中的形象是难能可贵的,就在于他揭露了“治民先治官”“治官重于治民”的真相,把嘉靖“自诩汉文”的外衣彻底扯了下来。

    这一点集中反映在最后一集的“江山之论”上。

    海瑞论江山,重在江山的关系上,也就是君民关系,他强调君舟民水,水能载舟亦能覆舟。

    而嘉靖论江山,则重在江的分类,论黄河长江,也就是何谓治官,如何治官。

    还有一点可以体现的,就是赵贞吉对海瑞的态度。

    赵贞吉不喜欢这个下属,根源也在于这里。

    海瑞的眼中,是君出于民,无民则无君。

    他忠君,是因为只有君才能保国安民。

    假如君不报国安民,那就逼着他不忠君。

    赵贞吉则不然,民自然要保,但只有先保君,才能保住民。

    假如君都没有了,朝廷彻底完蛋了,还靠谁来保民?

    简单来说,这就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。

    海瑞认为民贵君轻,民在君前;而赵贞吉认为君本民末,民在君后。

    如果要从理论角度来说,就是董仲舒在《春秋繁露》里说的“屈民以申君”。

    如果要通俗些,就是《铁齿铜牙纪晓岚》里,和珅与纪晓岚的“救民救官之辩”。

    嘉靖是个绝顶聪明而又要面子的人,他精通韩非子的“道法”思想。

    如果没有官,那么他这个皇帝是无法治理百姓的。

    一个无法治理百姓的皇帝,实际上就不是什么皇帝了。

    老祖宗朱重八杀了十万官员,废了丞相,累得死去活来,照样还要开科举选人当官。

    因此,嘉靖秉持着“治民先治官”的原则,只有先把官员们玩顺了,才有可能当稳这个皇帝。

    毕竟大礼议、杨廷和这些前车之鉴给他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。

    不把官治好,爹妈都认不了。

    嘉靖治官从宏观上看,是操纵平衡之术,先让严党与清流斗,严党倒台了再扶持陈洪与清流斗,然后维持平衡。

    实际上嘉靖在具体操作上,是“因利势导”的方式。

    他要让官员见利而明害,见害而知利。

    当官员遇到危险了,要给官员利益使他们敢于直面危险,不使他自己以身犯险。

    当官员看到利益了,要用权势使他明白利后面的危害,不使官员得寸进尺。

    如此看来,司马迁写《史记》,将老子和韩非列在一起,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    但是嘉靖这种“帝王心术”不能放在台面上说,所以他仍旧强调传统儒家的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。”

    但实际上,早已变成了“君为贵,社稷次之,民为轻。”

    嘉靖对此心安理得,因为自打秦始皇以来,每个皇帝都是这样,只是程度深浅而已。

    海瑞看中这点,用《治安疏》一把揭开这种假面目,也揭开了所有官员的假面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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