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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三轮大循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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秩序的人群都纳入进来,完成新均衡的构建。帝国社会因此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,一个伟大的朝代就会开始。

    在新的均衡当中,自生秩序一面,即社会经济这个层面,会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,这种变化是大循环的底层要素,定义着历史长河的河床。而集权秩序则是奔涌的河水,一方面它会不断地冲击河床,改变其样态,一方面其大的走向又会受到河床的约束。

    在这样的一个动态过程当中,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结构在古代曾经有过三次大的结构性变迁。分别是:

    <span class="bold">一、封建社会<span class="mark" title="这里取的是“封建”一词的原初含义,即“封土建邦”之意。《诗经&middot;商颂&middot;殷武》有云:“命于下国,封建厥福。”《春秋左传&middot;僖公二十四年》有云:“封建亲戚,以蕃屏周。”“封建”本来指的就是对天下进行分封,封邦内部自治,天子只是作为天下共主存在,对封邦内部事务没有管辖权力;所以,“封建”必然是“割据”的,同时也必然与“专制”对立,因为封建制下,天子根本无能力对天下进行专制。从秦到清这两千多年的历史,是西方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样态,西语中自然不会有对这种样态的一个专门概念,目前学界也未对这段历史的社会属性该如何称呼达成共识,比较多的人愿意将其称为“郡县制社会”。笔者则将“郡县制社会”进一步地区分出其“豪族社会”阶段和“平民社会”阶段,这是受到日本京都学派提出的“唐宋变革论”的启发。关于“封建”概念的详细讨论,可参见侯建新《“封建主义”概念辨析》,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05年第6期。">, 在周代获得完善,终结于秦政。终结此一均衡的技术进展,在于铁器与牛耕的使用,以及竹简的应用;伴随着这个时代的自我瓦解,精神进入到自我反思阶段,东亚轴心文明在中原大地上展开,思想自由地奔流,百家争鸣。

    <span class="bold">二、豪族社会<span class="mark" title="豪族社会自身也有过变化。豪族初起可能只是地方豪强,后来逐渐获得精神自觉发展为士族,士族在南朝又逐渐演化为门阀;同时在北朝方向,门阀之外,还有一种来自草原的军事贵族,它们在隋唐又共同演化为世家大族。所有这些身份,在社会学意义上都可以起到对于君主集权的制衡作用,但起作用的方式又有所区别;同时,在其与君主的权力分配关系上,它们又有着与平民社会的共同差异。为简单起见,本文统称此阶段为“豪族社会”,在具体的探讨中再做具体区分。">,从汉武帝的时候开始出现,终结于唐末。终结此一均衡的技术进展在于,水稻复种技术的发展,以及印刷术的应用;随着这个时代的瓦解,精神进入到又一次自我反思,追求对于多种普遍主义精神要素的超越,开启了下一个时代更高层次的精神自觉的大门。

    <span class="bold">三、古代平民社会,从北宋开始,终结于第二次鸦片战争。终结此一均衡的技术进展在于,西方现代经济与知识的进入;而依凭传统资源已经走到极致的普遍精神,在此时代末期到来的外来精神要素冲击下,自我瓦解,开始其对更大的融合的追求。

    两次结构性变化之间,可能会有一个相对短暂的过渡时期,是为多重均衡当中的不稳定状态,但它最终会收敛到一个更富稳定性的均衡上去。而几次社会的结构性变化,是在君主、内臣、贵族、官僚、平民等诸多力量群体的不断变换结盟关系当中具体实现的。

    在这之后的又一次社会结构变迁,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浮现的现代平民社会,其发展迄今仍未完成。区别于古代,这一次新的经济要素不是出现在帝国内部,让皇帝有能力将其率先整合为自己的力量,而是出现在帝国外部,并且帝国永远没有可能性将其进行内部化整合。于是这一轮大循环的起点便不是新的均衡点向集权秩序方向偏移,而是向自生秩序方向偏移,旧的均衡被打破,国家走向解体。之后的历史任务便是将均衡点再向集权的方向回调,重建统一。这是理解20世纪革命史的一个基本前提。但革命史只是故事的一半,革命本身接下来也要自我超越,推动中国的现代转型继续向前迈进。而精神的重构与自我超越,很可能是这一轮历史大循环的引领性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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