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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章 / 无能的力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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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卢安克坐在草地上,七八个孩子滚在他怀里,打来打去。

    我本能地拉住打人孩子的手:“不要这样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不要这样?”

    我就差点说“阿姨不喜欢这样”了,绷住这句话,我试图劝他们:“他会疼,会难受。”

    “他才不会。”他们“嘎嘎”地笑,那个被打的小孩也乐。

    卢安克坐在小孩当中,不作声,微笑地看着我无可奈何的样子。

    后来我问他:“我会忍不住想制止他们,甚至想要去说他们,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,可是你不这么做?”

    “我知道他们身上以前发生的事情,还有他们不同的特点,都可以理解。”

    “但是理解够吗?”

    “如果已经理解,然后再去跟他们说一句话,跟反感而去说一句话是不一样的。”

    我哑口无言。

    卢安克是德国人。过去十年,他生活在中国广西山村,陪伴着当地的留守儿童。

    他一直拒绝电视台的采访,博客首页,写着一个不太常用的邮箱,附着一个说明:“因为我上网的时间不是很多,请你不要超过五句话。”

    看完了他博客里的几十万字——都是关于教育的,我无法清楚地感触到他。他的经历并不复杂,一九九〇年到中国旅游就留了下来;九七年在南宁的一所残疾人学校义务教德文;九九年到河池地区的一所县中学当英语老师,因为不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,家长们有意见,他离开了;二〇〇一年开始,他在河池市下属的东兰县板烈村小学支教。

    但我看卢安克的文章,他不提这些,不写什么故事,也没有细节,都是抽象的词句,像潜入到无尽波涛之下,浮沉摆荡,不断地看见什么,又不断地经过。

    联系采访的时候,老范也非常为难,不知道该对卢安克说什么,犹豫半天写下:“你让我想起中国著名的摇滚歌手崔健的一首歌——《无能的力量》,这种‘无能’,有的时候,比‘能’要强大一百倍。”

    老范常常能用直觉捕捉我需要长时间分析才可以达到的点。

    南宁到板烈有四小时车程。桂西北多是喀斯特地貌,路沿山而建,“之”字转盘路甩得人不可能打盹。一路只见石山,山高水枯,土壤也是棕色石灰土,好一阵子才看到一小片玉米地。

    到的时候,小镇上正逢集市,只有二十平米,三四家露天的卖肉摊,屠夫持刀待沽。举目可及几乎全是老人,身边一群三五岁的小孩子。年轻人大都出门在广东打工,穿着民族服装的壮族老太太背着婴儿,在小摊上挑粉红色的小鞋子,孩子会叫“奶奶”了,还没叫过“妈妈”。

    卢安克从小卖部的后面拐出来,在窄成一线的土路上接我们。他将近一米九的样子,有点驼背和营养不良,一件假冒的湖人队篮球服,晃晃荡荡挂在身上,有点脏了。淡黄的卷曲头发没怎么梳理,睫毛几乎是白的,与十年前照片上青年人的样子有了些变化,更瘦了,脸上有了深深的纹路。

    他的朋友把我介绍给他,我也随着叫他“安克”,他不招呼,也不问我们叫什么,只是微微笑着,转身带着我们走。

    这个时候,摄像把机器举了起来——一旦意识到镜头扛了起来,作为记者就知道采访开始了,任何搭讪或者闲聊都要“有用”,不然,你对不起那个扛着几十公斤机器的肩膀。

    我尽量找点话说,卢安克有问必答,答得很简单,不问不说。我隐隐觉得这种提一口气、略带活泼的劲儿是不对头的,但又没办法对摄像说“放下吧”,也太刻意——这么一转念,头一次在机器面前别扭起来。

    学校上一年为了迎接上级“普九”检查,刚翻修过,之前教学楼没有大门,没有窗户,没有操场。男孩子们一见卢安克,呼啸而上,像小猴子一样挂在他身上,四五个人钻来拱去,以便让身体尽可能多的部分接触到他。

    摄像放下机器问我:“现在拍什么?”

    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问——迅速进入采访,明确接下来每一步拍摄方案——以前每次都是这么干的,这次我却觉得有点受刺激。但必须作决定,不能让大家扛着东西僵着。

    “那就先拍一下你住的屋子,可以吗安克?”我说。

    他很随和,带我们去了他的宿舍。一间小房子,一张床,墙上贴着以前住过的老师留下的一幅迎客松。摄像和老范在安排采访的地点,拿一只凳子放过来放过去,看在哪儿光线好,按理我这时应该是与采访对象沟通,让他放松下来,多了解一些信息。我跟卢安克聊着,观察周围有什么细节可以问的,有的问题他没有表情,也不作声。

    旁边他们挪板凳的响动声好像越来越大,我脑壳完全敞开着,每一声都磨在神经上,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局促不安。

    当天下午,我们先采访一对姐弟,父母常年在外打工,卢安克带着我们去孩子家。

    家在山上,山是高原向盆地的过渡,少有平地,房子就建在斜坡上,站在高处一眼望不到邻居。进了门,屋内幽黑,右手边有根电灯线,我摸着拉了一下,灯是坏的。没什么家具,石灰墙上只挂着破了一半的镜子。一台旧电视正正放在厅当中,是姐弟俩生活的中心。

    十岁的弟弟黑亮精悍,眉宇间已是山民的气息。天有些冷,他一脚踩住小腿粗的树干,拿小铁斧卖力劈柴,大家都觉得这镜头很动人,过一会儿火暗下来了,摄像机拍不清楚了,我们停下来,说再添点柴。

    再过一会儿,拍摄结束了。我让弟弟带我去他的菜地看看——之前他说自己在屋后开了一小块地种菜——但他拒绝了。

    “为什么呢?”我有点意外。

    “你自己去。”他看都不看我,去火边俯耳跟卢安克说悄悄话,看了我一眼,极为尖锐。

    “你肯定在说怎么考验我们。”我想用开玩笑的方式掩饰一下。

    卢安克对他笑:“不行,他们城里人会不喜欢。”

    我隐约听见一点,就问:“是要拉我们去玩泥巴?”

    “你愿意吗?”

    “当然了。”我认为我喜欢。在我对自己的想象里,我还认为自己喜欢下大雨的时候滚在野外的泥巴地里呢。

    采访结束,是傍晚六点多,天已经擦黑,山里冷得让人发抖。我们准备坐车下山,弟弟来时跟我挤在副驾驶座上,回去的时候,不看我,说不坐车,脚不沾地,飞跑下去了,卢安克说要跟他一起。

    走到门边,卢安克忽然站住了,温和地问我:“我们现在去,你去吗?”

    “现在?”我愣住了。

    我没想到自己头脑中第一反应是“我只带了一条牛仔裤”。

    我根本不敢再回答我想去,那是做作,非要努着去,弄得满身泥,甚至雀跃欢呼……只会是个丑陋的场面。

    我纳闷了一晚上。我问老范:“我做错什么了?”

    “什么?”

    “那个孩子。”

    她说:“没有啊,我觉得他对我们很接受啊。”

    我说:“不对,一定有什么不对。”

    “你想多了。”她说,“对了,明天能做卢安克的主采访吗?”

    我皱着眉,急躁地说:“不能,放到最后再做。”我知道她急切地想要把主要采访拿在手里才安心,这是常规的做法,但我没法告诉她……我几乎有一种愿望,如果能不采访卢安克就好了。如果突然出了什么事,或者他明天拒绝了我们的采访,就好了。

    通常我和老范会交流一下采访应该怎么做,但这次只字未提。我带着近乎冷漠的神色写自己的提纲,她在隔壁床上时不时看我一眼,期待着我说点什么,我被这小眼光一下一下打着,几乎快恨起她来了。

    我是对自己感到愤怒,愤怒是对自己无能的痛苦。

    第二天,我们还是拍摄孩子。

    板烈小学有两百四十名小学生,一百八十名是住宿生,很多孩子从四岁起就住在学校里,一个宿舍里七八张床,半数的床是空的,因为小孩子选择两个人睡一张床,为了打闹,也为了暖和。家里给带的倒是最好的红绿绸被子,久无人洗,被头上磨得又黑又亮。

    孩子们的衣服大多是父母寄来的。问父母怎么知道他们的身高,其中一个说:“我一米二,我用折尺量的。”另一个孩子的球鞋,是自己上集市买的,十八块钱,用粉笔描得雪白,明显超大,两只脚尖对得很整齐搁在床下。

    卢安克不是这所学校的老师。他没有教师许可证,不能教正式的课程,只跟孩子们一起画画唱歌,生火做饭,修被牛踩坏的橡胶水管,周末也陪着他们,下过雨的泥地里,从高坡上骑自行车冲下来,溅得一身烂泥。

    这些小孩子性情各异,但都黏着卢安克,一条腿上横着躺四个孩子,叽叽呱呱叫他“老爸”。我试图看这是不是孩子在外人面前的攀比心理,发现不管我们在不在他们视野里,都一样。

    学校中心有一棵木棉树,有些年头了,长得高又壮,他们仰脖看:“卢老师,你说大马蜂窝会不会掉下来?”

    “不知道。”他慢声说。

    有个孩子揪着他往下坐,把衣服袖子拉下来老长,卢安克就歪站着。孩子问“大马蜂会不会蜇人”,一个门牙上粘着菜叶的家伙嬉笑着戳他:“蜇你。”

    他两个扭打翻滚在一起了,卢安克也不去看,跟剩下的几个继续聊马蜂的事。

    我打心底羡慕这些孩子……不是羡慕他们和卢安克的亲密关系,是羡慕他们合理自然。他们的一举一动不用去想自己在做什么,他们有什么话就说,有什么感情就释放出来,无拘无束。

    人多的地方总有老范,她也围着卢安克:“木棉树什么时候开花啊?是不是鲜红鲜红的?安克你有没有开花的照片给我拍一下,安克……”她才不管他的反应呢,倒也欢天喜地。

    我远远地看着他们。我的任务是采访这个人,我也想接近他,但一旦在他面前,我就意识到“自我”的存在。这东西我熟悉多年,一向靠它保护,现在却让我窘迫不安,进退不得。

    主采访总要开始的。

    事后我想,我们做对了一件事,就是放弃了平常在屋子里打着几盏灯,布置好幕布,反光板反射着脸的布景,而是把采访地点放在了卢安克常去的高山之上。他和孩子有时一天在群山里走几十公里,这些山上除了草之外什么都没有,累了就在空空的天底下睡一场。

    扛椅子上山顶的时候,学校的领导说大冬天的坐外头太冷了。冷就冷点吧,如果不坐在土地上,手里不能抠着地上的草茎,我觉得我心里一点劲儿都没有。

    山脚下是小学校,我和卢安克坐着小板凳,脚边放着一只破搪瓷盆子当炭盆。他没袜子,穿着当地老农民那种解放鞋,鞋帮上的洞看得到脚趾。我想问一句,他温和地说:“不要谈这件事。”

    机器上的小红灯亮了,摄像给我一个手势,一切必须开始了。

    我从卢安克的经历问起,觉得这样有把握一些。

    “当年在南宁发生什么了?”

    “我记不起来了。”

    “你为什么要来这里?”

    “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”

    他沉静地看着我,很多次重复这两句话。

    我脑子里有个“嗡嗡”尖叫的声音:“这个采访失败了,马上就要失败了。”

    我又问了几个问题,问到他为什么到农村来,他说:“城市人思考的速度好快,我跟不上。”

    “那个快会有问题吗?”

    卢安克说:“我就是跟不上。他们提很多问题,我没办法思考,慢慢地来,他们早就已经到下一个话题了。”

    他并不是影射我,但我心里明明白白地知道,这就是我,这就是我。我还勉强地接了一句:“嗯,还没弄清问题就往下问?”

    卢安克:“嗯,或者早就已经告诉我答案了。”

    后来,我几乎没有勇气看自己在这个镜头里的表情,人内心被触到痛处会脸色发白。

    我想起之前曾经有电视台同行,几乎是以命相胁地采访了他,说:“你要不接受采访我就从楼上跳下去。”他同意了,但后来没有播。我明白了那个采访是怎么回事,肯定是后来完全没有办法编成片子。媒体的常规经验,在卢安克面前是行不通的。

    他不是要为难谁,他只是不回答你预设的问题……你已经在他书里看过的,想好编辑方案的,预知他会怎么回答,预知领导会在哪个地方点头,观众会在哪个地方掉眼泪的问题。

    我放弃了。

    脚底下的炭噼啪作响,每响一下都是小小的通红的崩溃。我不带指望地坐在那儿,手里写的提纲已经揉成了一团。这些年采访各种人物,熟极而流的职业经验,土崩瓦解。

    卢安克忽然说:“昨天……”

    我抬起头看着他。

    “……我们去那孩子家,那时候正烧火。你说你冷了,他很认真的,他一定要把那个木柴劈开来给你取暖。后来他发现,你是有目的的,你想采访有一个好的气氛,有做事情的镜头,有火的光,有等等这样的目的。他发现的时候,就觉得你没有百分之百地把自己交给他,他就不愿意接受你,而你要他带你去菜地看,他不愿意。”

    我连害臊的感觉都顾不上有,只觉得头脑里有一个硬东西“轰”一下碎了:“是。昨天晚上还想了很久,我想一定是我出问题了,但出在什么地方呢,我就问她。”我指指站在边上的老范,“她安慰我,说不会的,她觉得他很接受我们了。我说不是,我说接受我们的孩子不会是那样的一个表现,一定是有一个什么问题。”

    卢安克说:“他怪我带你们上来,说要把我杀了。我也觉得对不起他,就跟着他跑下去了。”

    天哪。

    我说:“我很自责,我觉得我做错了,我都不知道接下去该说什么。”

    “目的是好的,但是是空的。”

    “空的?”

    “空的,做不了的。如果是有了目的,故意去做什么了,没有用的,没有效果,那是假的。”他的声音很慢,我从没听过一个人在镜头面前的语速这么慢。

    “你是说这样影响不到别人?”我喃喃自语。

    “这个很奇怪,想影响别人,反而影响不到。因为他们会感觉到这是为了影响他们,他们才不接受。”

    “很多时候我们的困难是在于说,我们是……”——不,不要说“我们”了,不要再伪装成“我们”来说话了,“……我是成年人,这些经验成为一种障碍,我能够意识到它,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做。”

    “把学生的事情当成认真的,自己的事情不要有目的,我觉得就可以。”

    他看着我,因为太高,坐在板凳上身体弯着,两手交握在膝盖前方,看着我,眼窝深得几乎看不清眼里的神色。

    记者是一个观察人的职业,这个职业保护我几乎永远处在一个主动的位置,一个让自己不动声色的壳里。卢安克从来没叫过我的名字,也没有寒暄过,他是我采访的人中对我最为疏淡的一个,但在他的眼光下,我头一次感觉自己的壳被掀开,蜗牛一样脆弱细嫩地露出头来。

    我问他,村里有人说你不喝酒,不抽烟,不挣钱,不谈恋爱,问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乐趣。

    他笑了:“有比这更大的乐趣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乐趣?”

    “比能表达的更大的乐趣。”

    “能举个例子吗?”

    他又笑了:“昨天弟弟接受你采访的时候也是乐趣,我观察他对你的反应,我理解他。看到有的情况你无能,因为你还不知道他的情况,这也是乐趣。”

    我也笑起来了。

    按理说,被人洞察弱点,是一种难堪的境地,但我并不觉得羞臊或者沮丧。那是什么感觉呢?怎么也回忆不起来。采访已经无所谓了,镜头好像也不存在,我鬼使神差地讲起我小学近视后因为恐惧把视力表背熟的故事,说了挺长一段。我以前约束过自己,绝不在电视采访时带入个人感受——这是我的禁忌。但不知道为什么,这个画着黑色惊叹号的禁忌也一起在崩溃的红光中粉碎了。看节目的时候,我发现自己讲这段时目光向下,很羞涩,跟我八岁的时候一样。

    我已经顾不上周围都是我的同事:“因为我最大的恐惧就是跟别人不一样,我会被挑出来站在什么地方。大家说,看,她跟我们不一样。怎么才能克服这种恐惧?”

    他说:“以前我不想见记者,不想给别人看到我做的事情。后来我看到曼德拉说的一句话,他说,如果因为怕别人看到就不做自己觉得该做的事情,把它隐藏起来,那就等于说谁都不能做这个事情。如果自己把它做出来并让别人看到,那就等于说谁都可以这样做,然后很多人都会这样去做。因为这句话我才考虑接受你们的采访。”

    卢安克刚来板烈村的时候,村里有人认为他是特务,有的拉他去政府跑项目,有的偷走了他的钱和手电,他什么反应都没有。“这样我就变成了一个没用的人。”他说,“这样我就自由了。”

    他在这里生活了十年,走在村里,老太太们把背上娃娃的脸侧过来给他看看,眯眯笑。成年男人不多与卢安克说话,没人斜眼觑之,也不上来搭话,两相无事。

    采访间歇,村长出面请我们在自己家里吃饭,让媳妇涮了个大火锅子,肥羊肉片,炒各种羊腰子、羊杂。村长是个大嗓门的汉子,喝几杯粗脖子通红,挨着劝我们几个喝酒,劝法强悍,但不劝卢安克。

    这里土地瘠薄无法保水。大石山区还有人用一根铁丝,从高处山岩石缝中将一滴滴水珠引进山脚下的水缸里。老百姓在石头缝里种出来的玉米才一米高,结出的玉米棒还没有拳头大,常常只用来酿苞谷酒。我们在路上多见到醉汉,卢安克说他曾经反感这里的人总是喝酒,后来他理解这些成年人,跟打打杀杀的孩子一样,“情感得不到发挥,生活不允许,如果太清醒,太难受了。”

    现在他与这些人“互相理解”:“他们也不再劝我酒。”

    卢安克从汤里拽了几根青菜吃。村长跟他老婆说:“去,给卢老师炒个鸡蛋。”

    他不吃荤,平常吃的跟他的学生一样——学校太穷,各家也是,一个学生一星期的伙食费是两块钱,孩子每天的午餐盒里,米饭上只盖着一个菜——红薯叶。十岁的孩子,看上去只是六七岁的身高。

    我和老范曾经想买哪怕最便宜的粗棉线袜子寄给卢安克,因为村里买不到合适他大脚的袜子,但他不同意,认为给这里任何东西,都会让学生之间不平等。

    他靠翻译书和父母的资助活着,每个月一百块的生活费。

    饭桌上我提到,县里的官员托我们说,要给你开工资。卢安克拒绝了,不加解释。他在博客里写过一句话:“我不敢向学校要工资,因为我怕学校向我要考试成绩。”

    我问他:“你不喜欢物质吗?”

    “不是不喜欢物质,我喜欢自由。”

    他四十多岁了,在广西山村从青年变成了中年人,没有家,没有房子,没有孩子,一个人走在山里,有时困了就睡在山头。

    我在傍晚走过这里的山,南岭山系从西南倾斜下来,山高谷深,红水河在陡峭处不是流下来的,而是整条河咆哮着挣脱牢笼从高处跃下。天快黑的时候,庞大的山脉乌沉沉无声无息,红壤上草木森森,浓烈刺鼻的青腥之气,偶尔可见的一两星灯火让人更感到孤独。

    我问他:“你想要爱情吗?”

    “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,没经历过。”

    我心里一紧。

    他接下去说:“我在电视上看过,觉得很奇怪。”

    “奇怪?”

    “电视上那种爱情故事根据什么产生的,我不知道。怎么说,‘一个人属于我’?我想象不出来这种感受。”

    他说过,他能够留在中国,很大程度因为他的父母“从来不认为孩子属于自己”。他的父亲以教师的身份退休,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,他的双胞胎哥哥是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,妹妹七年中一直在非洲纳米比亚做志愿者。

    我问:“可是就连在你身边这些小男孩的身上,我都能看到他们对人本能的一种喜爱或者接近,这好像是天性吧?”

    “他们属于我,跟爱情的那种属于我是不一样的。一种能放开,一种是放不开的。”

    “能放开什么?”我还是没听明白。

    “学生走了,他们很容易就放开了,没有什么依赖的。但我看电视剧上那种爱情是放不开的,对方想走很痛苦的。”

    “你不向往这种依赖和占有?”

    “不。”

    我可以从智力上理解这句话,但人性上我抵达不了。我问:“这样的自由你能承受吗?”

    他微微一笑:“我愿意。”

    我不能理解一个人能够不受人类天性的驱策,找他的经历来看。

    一九六八年九月,他出生在德国汉堡。小时候,他跟双胞胎哥哥都很内向,不管别的小孩怎么欺负,都不反抗。他写过:“这些痛苦也不是没有用,从痛苦的经历中我得到将来面对问题时需要的力量。”

    父亲四十五岁时,为了教育他们兄弟俩,由工程师改做老师。常有人对他妈妈说,这两个小孩太不现实、太虚弱、总做白日梦,要求妈妈把他们的弱点改掉,但父母不急于让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,只让他们发展下去——兄弟俩过生日,得到的礼物只是一些木材,他们用这些木材去做了一些自己创造的模型。

    在德国,基础教育学校不止一种,父母给他们选择了一所不用考试的学校,课本都是孩子自己写的,“我的父母和老师没有把我当成傻瓜,没有让我做那种考傻瓜的练习题,比如说‘用直线把词语连接起来’。这种练习只是在把一个人有创造能力的思维变得标准化。第二个原因是,我的父母和老师没有把我当成聪明人,没有过早地开发我的智力。”

    他也要参加中考。外语没有及格,他干脆去了一家小帆船工厂做学徒,自己设计帆船,参加国际帆船比赛,“我这么喜欢玩帆船,是因为在玩帆船时不需要思考,所有的反应都从感觉中来,这就是帆船在行进时对于风、重量和波浪的平衡感。这种平衡感在闭上眼睛时特别能发挥出来。”

    之后,他向汉堡美术学院申请入学,没有基础知识,他给教授们看自己的工业设计品,教授们的看法是:“已经有知识的人不需要更多的知识,缺少的是创造性。但给卢安克这个只有创造性的人增加知识,他就可以实现他头脑里的东西。”

    他不通过高考就进入了大学。

    设计飞机模型时,他没有画图或计算,也没用过电脑,只是去体验和感受风流通的情况:“整个形态是我们做模型时用手摸出来的。我们做出来的飞机是一架世界上飞行距离最长的滑翔机。可见,如果得到了对于力学等本质的感觉,就能直接感觉到弱点在哪。”

    毕业后他不想挣钱,父母担心他没有生存的能力,他做了一份装卸货物的工作,每天扛三千个大包,做了两个月,父母说这样太可惜了。他说:“为了钱做是可惜的,不是工作低级可惜。”

    父亲说:“那你可以为别人服务了。”

    他不知道要做什么,只随着自己的兴趣漂流,有一个晚上随帆船漂到一个无人的小岛上,“我在水边上了一个小山,慢慢地看天上的星。我感觉到那些星星离我其实很远,在宇宙中什么都没有。如果我在离世界无限远的地方,我怎么能再找到我们的世界?如果我在我们所谓的宇宙之外,我怎么还能找到这个宇宙?”

    他回身潜入人类内心,相继在德国和巴西从事教育志愿者工作,作精神科学的研究。

    一九九〇年,他来到中国,想要留下来,他没有对这个国家的狂热辞句,只说:“德国一切都完成了,中国才刚刚开始。”

    但之后十年,他遭遇了一连串“失败”。

    最初,对志愿者管理不严,不需要教师证的时候,他在南宁的中学教学,想教“好的而不是对的”英文,“如果学生能够造这样的句子:Runlikethekite;Icanflyabike.这是多么有想象力的句子,但是根据中国的考试是错的,因为没有这样的标准答案。”段考的时候,他教的班级英文成绩全年级最差,只有六个学生及格,家长们不快,他离开,在博客里以巨大的篇幅批评和反对标准化教育,反对整齐划一的校园,反对“让人的心死去”的教育理念。

    他去了广西隘洞镇的一个村子,租间每月十元的房子,招一群从来没受过教育的十四到十八岁的青少年。他们只会说壮语,卢安克教他们普通话,想让他们从尝试改变自身环境的事情做起,比如怎么画地图、修路,但后来发现因为年龄太大,这些学生们只能完成任务,不能自发地创造。

    事后他写:“这些事情全都失败了,失败得非常严重。但假如我当时就成功,不成熟的事情就会变得很大,而我自己就会变成我不喜欢的那种人,命运通过失败指出应该走的路。”

    他到了当时只有拖拉机能够通行、没有电和自来水的板烈,与刚刚入学的孩子在一起生活,渐渐理解了现实:“中国人感情很强,以前都是凭感情决定事情,缺点真的很严重了,需要标准化把它平衡。坏事情也需要发生,如果没有坏事情,我们会意识到什么造成坏事情吗?但它肯定有一天要过去的。”

    他曾经把德国教育模式的书翻译到中国来,现在他也放弃了,“我觉得西方的教育不适合这里。每个地方给学生带来不同的生活,不同的影响,所以他们需要的教育也不一样。我的教育都是观察学生自己想出来的。”

    “但那样就意味着你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去借鉴?”

    他说:“知道一个模式也不等于有经验。”

    这时我才理解,他说过去的事不记得了,是真的不记得了。

    我说:“你一步步这样退到农村……”

    他说:“我觉得不是退,是一步步接近我喜欢的地方。”

    我们选择卢安克身边的孩子来采访时,老范跟我商量:“那个眼睛很温柔的小孩子比较诚实。”

    我说:“嗯,对,还有那个,比较活泼,小脸儿滴溜溜圆那个……就是上次大牙上粘菜叶的。”

    有双温柔眼睛的孩子,说卢安克在下雨的时候和他去山上,看到被砍伐掉的原始森林,卢安克说树没有了,树的根抓不住土,土就都流走了。这孩子后来就去阻止砍树的人。他被耻笑,但脸上没有忿恨:“我们还是要想办法,一定要劝服他。”

    小圆脸也可爱,他写了篇作文,被卢安克贴在墙上,名字叫《骑猪》,活泼可喜:“那年春天,我家养了一头又肥又壮的猪,有一天我突发奇想,我不能想想骑马的滋味,何不想想骑猪的滋味?说干就干,到了猪圈,我赶出那头猪,迫不及待地往它身上骑。第一次没跳上去,我往后跳了几步,向前一伸,准备起跳,猪就看见前面一堆饲料,飞快地往前跑,我扑猪屁股上,自己却一屁股坐在地上。看来不行,得想个办法,我向前轻轻触摸它油光光的背,就看起来很舒服,趁机会我用力一跳,OK,我骑到猪背上了。猪在前面跑,爸爸和爷爷在后面追,奶奶和妈妈拿着棍子在前面打,终于猪停了下来,我从猪背上滑下来,定了定神,拍拍猪屁股,强作镇定说,老兄你干得不错。爸爸虎着脸说,你老兄也干得不错。我知道情况不妙,撒腿就跑了。”

    他给我们叽里呱啦念,声音清脆得像一把银豆子撒在玛瑙碗里。我控制不住一脸笑容。

    卢安克身边的孩子里还有一个最皮的。

    我跟别的学生说话,他都会跳进来问:“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?”

    等打算跟他说话的时候,他已经跳走,或者把别人压在身子底下开始动手了。我们有点无可奈何,如果不采访他,他就会来抢镜头,干扰别人。我只好采访他,他坐在凳子上急得不得了,前摇后晃。

    采访完他我暗松口气:“去吧去吧,玩去吧。”

    他立刻操起饭盒,跑到院正中,一群女生堆里,把铝饭盒往一个女生脚下“咣当”一扔,“给我打饭”,转身就跑了。那是他姐姐。女生们拿白眼翻他。

    再见他是在草地上,几个孩子滚在卢安克身上折腾,我说了句:“老师会累的。”

    有孩子松开了:“会哦。”

    这个小皮孩掰着卢安克的胳膊看他:“你会死吗?”

    “会。”

    “你死就死,跟我有什么关系,我舒服就行。”

    小黑脸上的表情狡黠又凶蛮,我张口结舌不知该怎么应答。卢安克搂着他,对他微笑:“是啊,想那么多,多累啊。”

    我对这些孩子中的一些有偏爱,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来,就算我的记者身份要求我,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。我不明白,难道卢安克没有吗?他把小黑脸和小圆脸一边一个都搂在怀里的时候,是一样的感情吗?

    我迷惑得很。

    我先拐了个弯问他:“你认为孩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?”

    “如果自己作为老师,想象学生该怎么样,总是把他们的样子跟觉得该怎么样比较,是教育上最大的障碍。这样我没办法跟他们建立关系,这个想象就好像一面隔墙在学生和我之间,所以我不要这个想象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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